年近90岁的老家肺癌骨转移癌痛案例

    根据宁养院的安排，今天是钟伟元医生和李媚芳护士一起去探访病人的日子。8点半她们就收拾好了需要带去的镇痛药品，准备出发。

    老邵是在8点45左右来到暨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16房间的，他一进门就跟李护士热情地打了声招呼，堆了笑的脸上满是皱纹。老邵拿起李护士倒给他的水放到嘴角边，说：“我可是走过来的，两站路哩！呵呵。”这是老邵第二次亲自来到暨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宁养院了，看上去，他和这里的医生护士们已经相当熟悉。

    司机麦师傅已经早早就把车子停在了医院的停车场边上，他取出打火机点着了一根烟，准备等着李护士和钟医生下来就出发。

    九点一刻，等所有人都坐上了车后，麦师傅果断地掐掉了手里的烟，坐在驾驶的位置上发动汽车。这是辆国产的金杯面包车，车子的侧面印有“暨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宁养院”的字样。车子缓缓开出医院的大门，混入黄埔大道中的车流里，一路向北：今天的目的地是花都。

    老邵是个健谈的人，在车上笑着告诉前排座位的李媚芳护士，自己现在住在广州的儿子家里，早上要先把孙子送去学校，然后再独自散会儿步。今天正是先把孙子送去学校之后徒步走了两站路才到医院的。

    李媚芳护士是在一个多月以前认识老邵的。2009年8月5日那天，老邵也像今天一样坐在面包车的后排，告诉宁养院随行的医生护士们自己花都的妹妹家在花都区新华镇，指点着司机麦师傅路该怎么走。如果不是因为老母亲的病，膝下有儿孙的老邵也许就会在广州一直住在儿子家里，尽享天伦之乐了。

    老邵的母亲是今年的4月份被查出肺肿瘤晚期的。当初在花都区人民医院就诊时，医生就将这个不幸的结果告诉给了老邵，并且提示说癌症细胞已经开始向骨头扩散了。年近九十的老人家听见这个突然激动起来，当了一辈子农民文化层次不高的她将衣服撩起，指给医生看：“你看，我哪里有疮？医生非说我肚子上长了疮，哪里有疮？”（注：白话中有将肿瘤读做疮的说法）她不知道，这个疮已经超出了能理解和承受的范围。老邵将母亲扶出来，心里也在思索着怎么帮母亲治疗，虽然他也知道这个病治愈的希望微乎其微：毕竟母亲那么大年纪了。

    老邵于是开始了寻医问药的漫漫长路。直到有在花都区某卫生院工作的朋友告诉他，暨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有一家由李嘉诚基金会捐资的宁养院，专门为贫困的晚期癌症病人免费提供镇痛药品、心理辅导、护理指导等服务。老邵此前确实不明白宁养院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但既然是免费为晚期癌症病人服务的，对于家庭条件并不好的他来说，这也许正是自己和母亲所需要的。

    老邵说，如果不是因为生病，母亲是不愿意搬到城里来住的。“原来我母亲是一个人住在乡下，一把年纪了还能下田去收菜，身体好的不得了。”现在老邵有兄弟姊妹7人，自己排行老二，“现在安排起来就是一人一天吧，轮流照看，我因为还有孙子要带，只能周五过来了。”老邵说。老邵的母亲因为癌细胞骨转移，现在的右腿已经骨折了，行动不便。“整天神神叨叨的，不是很清醒，我们也不知道她想做什么。”老邵想着母亲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脸上掠过一道凝重。“宁养院的医生护士们上次走那么远的路亲自去看望我母亲，还送了药，免费的不要钱，我很感动。”老邵接着说。

    护士李媚芳在车上连咳了几声了，说起话来鼻音很重。她开玩笑说感冒是从上星期开始的，今天应该是尾声阶段了。

    车子在高速公路上向北飞驰，老邵的话也渐渐少了起来。

    当见到老邵的母亲时，已经是十点半了。快到的时候，老邵又打电话将其他在花都的几个一个弟弟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叫了过来，可是房子总共只有十几平米左右，除了老邵高龄的母亲坐在用木板搭起来的简陋床沿上，其他人都紧紧凑凑地站着。

    老人家一直坐着，在她的面前放着一个椅子，在椅子的上面又摆上了一个质地较软的坐凳：这是给老人家睡觉用的。因为肺癌导致胸腔积水，她不能躺下让积水压迫胸腔器官，所以只能趴伏着前面的这张软坐凳休息。据她的儿女们说，老人家现在因为右腿骨折已经不能站起来了，并且骨折处的癌变相当严重，到了化脓的地步，有时候她会自言自语，但没人能听得懂。

    护士李媚芳和医生钟伟元挪开椅子和坐凳，走到床前准备给老人家做一些常规的检查。老人家这时候的意识很清醒，就连老邵自己都说：“她看见有医生护士来了，她就明白了，她记得他们，因为之前她们来过。”

    老人家的身体状况不是很乐观，她坐在床上不能活动，右腿看上去显然要比左腿浮肿许多，她不停地对钟医生和李护士说：“痛，痛，这里痛，那里也痛。”像一个撒娇的小孩。

    老邵在一旁点起一根烟，看到母亲今天的精神状态，他不禁嘴角浮现一丝微笑。

    “阿婆，我知道你好辛苦的，没事的，慢慢就会好的。我们今天给你把药带来了。”李护士抓住老人家的手，将嘴凑到她的耳根告诉她。钟医生给病人做完检查后，已经被亲属们团团围住。她先把老人家的身体情况说了一遍，接着把镇痛药交给老邵，并对所有家属都一一交代了用药剂量和方法。李护士带着实习生小李帮老人家进行普通的按摩护理。

    这时候，坐在床沿的老人家作出了一个超乎常人能预料的举动，她抓着李护士的手挣扎着站起来，歪歪斜斜的身躯在扭曲、颤抖，她对着李护士用含糊不清的声音轻声说了些什么。所有人都为老人家的这一举动吓了一跳，有人甚至大惊出声。不过老人家站起来的努力很快就功亏一篑了。她很无奈地又坐在了床沿，握着李护士的手轻声嘀咕些什么，李护士则俯下身来将耳朵贴在老人家的嘴边仔细地听着。

    老人家紧紧握住宁养院医护人员的手

    十一点左右，医护人员们将所有的探护工作完成后准备离开。老邵硬劝着她们能够留下来吃上一顿饭，眼下都临近午饭时间了。“你看，我把能在的兄弟姊妹都叫来了，为的就是能请吃个便饭表示感谢。钟医生，李护士，还有那个司机师傅，你们就留下来吃个饭吧，上次来得急走得也急，这次怎么也吃个饭再走。”老邵和他的几个兄弟姐妹一边将她们送到车前，一边向钟医生和李护士提着在她们看来的“难题”。

    多番推诿，老邵的热情还是被婉拒了。“我们不会让病人家属请吃饭的，这是原则。”开车的麦师傅目不转睛地盯着前面的路说。老邵和他的亲人们在后视镜里渐行渐远，但仍能看见他们冲着车子开出的方向挥手致别。

    老人家对李媚芳说了些什么？

    “她告诉我让我看着她能站起来，要站给我们看。”当问及她时她说，“她让我们相信她的腿没事，让我们帮她把病治好。她看我们这样的穿着，知道我们是医院来的。”

    误解之后，看见关怀

    周三下午之前，暨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宁养院的护士李媚芳打过一个电话。接听电话那头的声音听上去颇为愤怒，甚至有些蛮不讲理。尽管李护士仍然耐烦地向对方解释着事情并不像他所认为的那样，可是从话筒里传出的预期已让是不依不饶。挂断电话后，已经在暨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宁养院工作了八年之久的李媚芳也开始紧锁眉头：工作那么久，真的还从没碰上过这样的病人家属。没过多久，办公桌上的电话又响了起来，李媚芳拿起话筒，仍然是同一个声音--只不过这一次语气比起刚才和缓了许多--对方在电话里向刚才的无礼行为进行道歉，并坦言那只是一时冲动导致言行失当，希望请求原谅。

    打电话过来的人是晚期淋巴肿瘤患者黄玲（化名）的女婿。

    周三上午的时候，黄玲的女婿和岳父来到暨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宁养院替岳母申请宁养服务，递交相关材料并作了登记。这个决定，最终是由黄玲的女婿拍板的。关于宁养院的种种描述，他也是从曾经接受过暨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宁养院服务的朋友那里得知的，带着半信半疑最终他还是选择抓住这根救命稻草，希望那些在朋友那里听说来的宁养院，能够向已身患绝症的岳母从痛苦的泥沼中施一把援手。

    却没想到在周三下午的时候宁养院就接到了黄玲女婿这样两个前后情绪差别巨大的电话。上午办理病人宁养服务登记手续的时候，在黄玲女婿的再三请求下，宁养院方面答应尽快能够去到黄玲位于花都区乐同村的家里观察观察黄玲目前的身体状况和病情的发展态势。因为是首次上门，暨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宁养院认为全面了解病人的真实情况是相当有必要的。

    下午之前宁养院打了个电话给黄玲的女婿，告知周五也就是9月18日将前往其家中进行首次宁养探访，但也许当时会有一名来自媒体的人员--也就是笔者--一同前去对宁养院医护人员跟踪采访，为此在电话里同他协商，争取能够征得他以极其他家属和病人黄玲自己的同意。黄玲女婿在电话里沉默片刻之后，于是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有的晚期癌症病人及其家属不愿意曝光于人前，甚至对邻居朋友亲戚都会有所回避，这一点我们能够理解，所以我们才会事先和他们打上招呼，希望能够获得同意和理解。”暨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宁养院的负责人徐萌主任说。

    或许认为有所失言冒犯，几分钟后黄玲的女婿又主动打电话过来，向刚才同他联系的李护士表达了歉意。

    9月18日周五，暨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宁养院如约驱车来到了黄玲家里，在前带路的正是此前同宁养院的医护人员打过交道的那位女婿。他一路上面对着从广州市区前来的医护人员沉默寡语，只是不动声色地指引着开车的麦师傅在什么地方该右转，在什么时候该直走。虽然只是第二次见面，李媚芳护士对他的印象却很深。

    这是段极其难行的乡间小道，路上颠簸不断：用泥土和沙尘铺就的“路”边杂草丛生，仍然有许多破碎的石头不时地从车轮下滚过。几经辗转，麦师傅终于将车停下。拉开车门，医护人员拿着药箱从车上走了下来。中午的太阳火辣，晒得人身上发疼。黄玲的女婿仍然一语未发地在前走进了一间房子，上了二楼，钟医生和李护士紧紧在后面跟着。

    宁养院的外访车在坎坷不平的乡村小道间穿行

    黄玲此时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见到两名身着白大挂的上来，她专注的目光立即从眼前的电视荧幕上移开，削瘦的脸上展开一丝客气的微笑，马上让丈夫去给钟医生和李护士倒水拿椅子。这时候黄玲的女婿已经一声不响地将两把椅子放在了两人身后，黄玲的丈夫热情地让他们赶紧坐下，自己则去给两名医护人员倒水。

    这个农村家庭跟村子里的其他家庭一样普通。黄玲的丈夫不善言辞，只是始终在脸上堆满客气的笑容，但这层笑容掩盖不了他对妻子病情的担忧和愁苦。黄玲是个黑黑瘦瘦的农村妇女，因为罹患淋巴肿瘤，在右侧腹股沟处已肿起一个大肿块，因为肿瘤压迫，现在的她已经行动不便，大多数时间都只能坐着或者躺在沙发上或者不断闪动的电视屏幕。

    宁养院医护人员坐下后开始了自己的工作。钟医生一边问起了黄玲患病后的具体情况，一边根据她的回答用笔在调查表上勾勾画画起来。黄玲的声音听起来仍然一顿一挫，并不像其他癌症病人那样力不从心。黄玲的丈夫一直在一旁站着，神情严肃，他个子不高，像一蹲雕塑；黄玲的女婿则坐在沙发上仍旧沉默着；黄玲的女儿背着身后不满半岁的孩子在给钟医生和李护士补充一些母亲没有说出来的细节，孩子很安静，瞪着好奇的眼睛不停打量着四周的人。

    钟医生和李护士接下来给黄玲做了一些简单的检查，并向其家属当面受宜了基本的护理方法，将镇痛药片送到黄玲丈夫手上的时候仍然向一旁的女儿交代了药物的服用剂量和方法。首次宁养探访的时间不到一个小时，收拾好东西，对只能坐在沙发上的黄玲说了句“记得吃药，我们下次再来看你”后钟医生和李护士准备离开，行动不便的黄玲让丈夫将两名医护人员送出门去，黄玲的女婿突然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在前面，将她们一直送至门外。

    车子临发动时，黄玲的女婿--那个曾经对宁养工作不解而执意任性的小伙子--又从后面追了上来，手里提着几瓶冰镇的纯净水，终于说出了最清晰的一句话：“天热，拿些水给你们。谢谢，真的谢谢你们。”

    “其实，看得出来他还是个善良的人，一开始不说话可能是因为那天的事情感觉到很不好意思。”李护士在离开黄玲家的车上笑着说。

    绝望隙缝中，看见希望

    李华（化名）的家住在花都区神山镇大岭村一个极其偏僻的角落里。

    钟医生提着药箱在门口叫了几声李华的名字，首先从房子里跑出来的是一只小黄狗，摇着尾巴伸着舌头对着新来的宁养院医护人员打转，见了生人它看起来很活跃，不停地讨好。也可能是，这个家里太久没来过外人了。

    跟着黄狗身后出来了一个女孩儿，个子不高，梳着马尾，面庞清秀，光着脚丫，她是李华的小女儿。房子背光，大白天仍然光线昏暗，冲着黄狗呵斥了一声之后，她领着钟医生和李护士进了屋子。

    这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家庭，因为在这个家里居然没有一个男人，除了李华自己还有三个18到22岁之间的女孩，全是她的女儿们。孩子们的父亲十几年前带着家里最小的妹妹在某一天就突然消失了，从此就杳无音讯。李华一人带着三个女孩儿生拉活扯硬扛着把这十多年熬过来了，孩子们终于长大成人，但却因为家里条件实在不济，三个女孩儿都错过了长身体的最佳发育时期，每一个看上去都瘦瘦小小的形似营养不良。可是看着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和这个家徒四壁的居所，李华觉得没有比自己和孩子们都能活下来撑过这十几年更好的事情了。起码这是她得知自己被诊断为宫颈癌晚期之前过的算得上顺心的日子。

    钟医生和李护士走进正屋的时候，李华背靠着躺坐在椅子上，因为癌细胞转移她已经不能再站起来了，只能以这种生活方式继续维持生命。钟医生坐在李华的对面向她征询一些有关于最近身体状况的情况，她挣扎着想从嗓子里蹦出答案，却不知为什么说出来的音调都成了气声，转眼间就消失在湿热的空气里了。

    这是宁养院第三次来到李华家里了，8月10日和20日宁养院的医护人员们曾先后两次来探访过她，可是这些在她的记忆力已经朦胧了。因为镇痛药会影响到神经系统，这种慢性的副作用从另一角度上来看，对镇痛药的依赖无异于饮鸩止渴。上次是钟医生亲自将镇痛药交到李华的小女儿手上的，并亲口告诉她药剂的使用和剂量，而在这次对李华使用药品情况的检查时，钟医生发现李华的小女儿还是将某种药剂的使用方法弄错了。

    钟医生拿出带来的新药品，将小女儿叫到身边来，先是对她上次“滥用”药品的行为温言细语“教训”了一顿，接着仍然一字一句详细告诉她如何正确使用。李华的小女儿频频点头，但是仍对于之前她的“失误操作”觉得不好意思。李护士坐在李华的另一旁，问女孩儿们知不知道如何为母亲进行腿部按摩，因为病人这么长期坐着不运动是需要外力按摩来促进血液循环的。女孩们摇了摇头，李护士又将女孩儿们围在她们自己母亲的椅子前面，亲自蹲下，手把手地当面教授她们如何进行简单的腿部按摩。女孩儿们看上去已经习惯了如何去承担：在母亲今年5月被诊断出宫颈癌晚期倒下之后，是她们从李华那里接过了继续活下去的信心和重担。

    这的确是个一贫如洗的家，屋子里放满了看上去所应该有的所有家具物什，却没有一件能够发挥它原有的功能：一个绿色的破冰箱成了储物柜，过多的桌椅都被拼凑起来当床板用，家里最能派上用场的或许是放在正屋外面那辆锈迹斑斑的自行车，可是当下的情况真想不到还有谁会去将它骑出去。

    钟医生在得知李华经常有口干的症状时，用笔在随身带来的便签纸上写下了几副中草药的处方，递给李华的小女儿。小女儿怯声怯气地向钟医生打听价钱，“很便宜的，差不多十几块钱吧。”钟医生回答道，“你有吗？”

    “恩，我可以去问亲戚借，舅舅就住在隔壁。”李华的小女儿接过处方说。

    李护士给李华做完按摩后想找个地方洗洗手，走到正屋外才发现原来这个家里连自来水龙头都没有，只有两个盛满清凉井水的黑塑胶水桶。这些水都是女孩儿早上用自己脆弱稚嫩的肩膀一步一步挑回来的。

    末了，钟医生和李护士起身告别。虚弱的李华突然一把抓住正欲起身的李护士的手，用气若游丝的声音说起她对女儿们的担心：“我实在是放心不下她们呀。我知道我……可是这个家确实不能给她们留下什么……女大当嫁，看她们每一个都这么瘦瘦小小的，我真怕没有人家要她们。”李护士看着激动的李华，也安慰起她来：“放心吧，放心吧，一切都会好的，孩子们都长大了，自己会有自己的归宿，你就不必那么担心了。”

    是女孩儿们将宁养院的医护人员们送到了门口，她们一直在门口交谈些什么，医生护士拍了拍女孩儿的肩膀，女孩儿也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那只黄狗趴在一旁懒懒地晒太阳，是如此惬意休闲，对于刚才的一切，它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